1999年的一天，69岁的禹作敏在服刑期间突发病情，不幸去世。这个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震动。
在入狱之前，禹作敏曾是享誉全国的大邱庄村村长，他带领村民们走出贫困，从曾经的“讨饭村”蜕变为中国首个亿元村。在最辉煌的时刻，前来调研的县市领导需要排队才能与他见面，显赫一时。
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禹作敏也逐渐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最终因违法行为锒铛入狱。这个经历了时代变迁的强者，在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回到故乡。
禹作敏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如何一手带领村民致富的？又为何最终堕落至入狱的境地？而他临终时那迫切的回家心愿，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与悔恨？
1974年，禹作敏正式成为大邱庄村委书记。在他上任之前，村里的经济状况十分艰难。由于大邱庄地处低洼地带，土地盐碱化严重，村民耕种的400多亩地收成极其微薄。村民们普遍贫困，许多家庭背负债务，村里破旧的土房随处可见，甚至有两百多个光棍因贫穷而无法成婚。
为了生计，大邱庄的村民们做尽了各种勾当，偷窃与赌博成风，社会风气堪忧。正因如此，外界流传着“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谚，足见当时的贫困状况。
禹作敏的家族曾从事倒卖牲口的生意，这种家族背景培养了他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担任村书记后，他深知仅凭农业生产无法改变村民贫困的命运，于是开始寻找其他的致富途径。
村里有一个叫刘万民的村民，他曾在天津的冶炼厂工作，懂得一些冶炼技术。因工厂经济问题，他回到了大邱庄。禹作敏找到了他，询问是否能在村里开设冶炼厂，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刘万民虽然并非家境殷实，但他对于摆脱农田的单调生活也有着强烈的渴望，于是答应了禹作敏的提议。
两人合作的结果是禹作敏动员全体村民投入，带着15万元启动资金，从天津采购废旧工业设备，建立了冷轧带钢厂。与此同时，国内正处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期，钢材需求大增。禹作敏的冷轧厂顺应了时代趋势，生产的钢材通过了质量检测，一时间订单如潮，第一年便收回了成本，还赚取了17万元的利润。
看见“工业化”之路可行，禹作敏继续扩大生产规模，陆续建立了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等企业。随着产业的发展，村民们的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村里的生活逐渐富裕了起来。到了1987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已达到两亿元，税后纯收入达到4000万元。村民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倍，村庄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村”的美誉。
随着经济的腾飞，禹作敏逐步将工厂转型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等大型公司，成为天津市的重要支柱企业。大邱庄的成功让禹作敏迅速成为社会名人，众多领导和记者前来参访，村庄成了全国学习的典范，禹作敏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然而，随着财富的积累，禹作敏开始出现了奢靡的生活方式。他豪车别墅，出国旅行，铺张浪费，生活逐渐变得奢华。而且，他的个性也开始变得傲慢，对待领导和村民渐渐表现出轻视与傲慢，甚至对于普通的县市级干部也表现得不屑一顾。为了巩固权力，禹作敏将自己的亲戚安排在各个工厂和公司担任要职，这种家族化的管理模式也埋下了他未来犯罪的隐患。
禹作敏的堕落始于两起命案，一是刘玉田案，二是危福合案。刘玉田是大邱庄的村民，案件的起因是刘玉田的儿子刘金会酒后强奸了禹作敏堂弟的女儿，随即禹作敏的家族为了报复与刘家发生了冲突，导致刘金会的父亲被打死。事发后，禹作敏的家族以强势的姿态对待调查，甚至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干扰公安调查，最终导致几名参与打人致死的家族成员被捕入狱。
尽管禹作敏一度在大邱庄树立了不可一世的威权，但他的对抗行为愈发严重，进一步激化了与天津市政府的矛盾。这种敌对情绪最终导致了危福合案的发生。危福合案涉及禹作敏私设“公堂”对疑似贪污的村民进行酷刑逼供。最终，这场虐待导致危福合死亡，禹作敏依旧没有悔改，甚至对司法部门的调查进行干扰。
天津市政府决心彻查大邱庄的违法犯罪行为，派遣了大批军警封锁了大邱庄。而禹作敏则带领村民与军警对峙，局势紧张了数日，直到禹作敏同意接受调查。在随后的调查中，禹作敏被捕，1993年7月，天津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禹作敏等8人被判刑。最终，禹作敏因两起命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入狱后，禹作敏一度难以适应监狱生活。第一天，他就向监号组长询问：“这里住的都是犯人吗？”当得知答复后，禹作敏明显感到失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禹作敏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时常与同监室的犯人们聊天，回忆自己曾经的荣耀。然而，最让他痛苦的，还是对家人的思念，尤其是老母亲和远在大邱庄的亲人。
1999年，禹作敏因病去世，结束了他一生的传奇。在他去世时，尽管不允许举行追悼会，但大邱庄的村民仍然纷纷赶来，送别这位曾经的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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