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14岁的吴仁宝在给地主家放牛喂猪时，一定没想到，人生的大起大落会来得如此刺激！
除了放牛喂猪，吴仁宝还得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天天忙得团团转，一年也只能得到40斤的口粮。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9年，江阴县全境解放，21岁的吴仁宝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分到2亩多地，获得人身自由。
紧接着，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吴仁宝也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决定从军报国，但因患“严重的关节炎”，吴仁宝落选。
没法上前线，吴仁宝就想办法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前线要捐粮，他跑在前；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他跑在前……
很快，吴仁宝引起驻村工作组注意，任命他为江阴县瓠（hu）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到了“大跃进”时代，30岁出头的吴仁宝被选为华西村党支部书记，那时浮夸风气盛行。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书记报亩产2000斤，后面为表“忠心”，将这个数字慢慢抬到亩产1万斤。
吴仁宝听得眼皮直跳，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亩产一万斤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形势架到那里，想下也下不来。
轮到吴仁宝报产量了，周围几十双眼睛齐齐盯着他，他猛吸了一口烟：“3700斤。”
会场一片骚动，大多数人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给他们垫了底。
领导说：“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没想到，吴仁宝却留了个心眼，耍起了“赖皮”。
二、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这才解了围。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华西也未能幸免，粮食产量锐减。每年只有18斤口粮的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仁宝决定改变这种现状，他曾多次向公社提出分拆管理，但都被拒绝。1961年10月，趁公社主要负责人外出，吴仁宝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穷得叮当响。
这些资产是吴仁宝“白手起家”的全部资产。
1964年，掀起一股“学大寨”风潮，红旗和标语插满山野。吴仁宝认为这样没啥用：“要跟他们比插红旗，华西村也可以把整个山插满，但是没有效果。要比就比农业生产，比谁的钱多，这才叫从实际出发。”
所以，他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拉直弯曲的河道，平整土地。第二年，华西村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块钱，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县的5个样板村之一。
吴仁宝种地是个好把式，插秧、割稻、挑泥等各种农活，样样精通，有次村里比赛他还获得插秧第一名。而且，在他带领下，华西村干活早起晚归，两头不见太阳，非常艰苦。
当时邻村的姑娘都说，宁可扔到河里，也不嫁给华西。
但后来，这些姑娘估计肠子都悔青了。
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粮为纲”的号召下，全国开始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上市场物资紧缺，吴仁宝带领村民搞起了私有经济，建了一个农具加工厂。
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正浓，但吴仁宝艺高人胆大，上面来人检查，他们就下地干活，人一走，就跑进工厂干活。
吴仁宝说：“上面禁止的，不准发展的，我们也要发展，偷偷摸摸暗地发展。上面说的，符合我们实际的我们做，不符合我们实际的不去顶，但不做。”
他掌握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十年浩劫”的漩涡中顽强地生长，奇迹般地平稳度过。同时，吴仁宝爱民如子的事迹也在坊间广为流传。
1975年，华西一孙姓村民的12岁儿子溺河身亡，吴仁宝跑去劝，眼看劝不住，他就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
那天，吴仁宝把他11岁的四儿子吴协恩，拖到孙家。吴协恩当然不肯，孙家把红蛋喂到嘴里，他吐掉；孙家把压岁钱塞到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里，他掏出来扔在地上……
但是，这是吴仁宝决定了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因为吴仁宝的家教特别严，他也把这个风格延续到孩子身上，4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挨过他打，也没人敢劝，因为有可能连劝的人被一起打。
后来，孙家男人去世，其妻女要求吴协恩入赘孙家，彼时吴协恩已经有心上人，但吴仁宝自作主张答应了婚事，吴协恩一气之下，离家参军。
吴协恩走的那天，到车站送行的只有姐姐和嫂子，当了几个月的兵后，他忽然想明白了父亲的用意，选择了妥协，退伍后，又回到了华西村。
正是靠着一股狠劲儿，吴仁宝把华西村干成了全国羡慕的“聚宝盆”。
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大多数人还吃不饱饭时，华西村村民却喜气洋洋地搬进了两层的楼房。楼房按人口分配，每户楼上楼下2-4间房。
1982年，中央下达“一号文件”，“包产到户”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展开。
面对这场全国性改革，吴仁宝认为，华西村每人只有半亩地，集体经济十分强大，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为什么一定要分？
这时，他坚持“不分家”，把500亩粮田交给30个种粮能手承包，大部队继续干工业。这次的资源整合，让华西村的经济直接起飞，到了1988年，华西村村民已经开始分批住进了价值不同的别墅住宅，价格在12-50万元不等。
1992年，邓公南巡发表讲话后，64岁的吴仁宝激动得一夜未眠，次日凌晨3点他就召开村领导大会，预测未来全国经济要有大发展。
过去一直坚持不借债经营的他，要求动员一切资金，囤积了3个月的原材料。3个月后，华西村每吨6000块钱买进的铝锭，涨到了1.8万元。华西村倒手赚了1个亿。
也是这期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到华西村研究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大会上，吴仁宝说：“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
用吴仁宝的经历来总结就是，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眼看吴仁宝把经济搞得全国拔尖，很多村也开始跟风学，但都学偏了。
五、
那时有两个村，一个叫幸福村，一个叫太平村，两村的村支书都喊出口号：“三年学华西，三年超华西”。
可由于他们急功近利，两年不到，一个就不幸福了，一个也不太平了，人也被抓起来了。
吴仁宝总结了原因，想要超过华西，必须脚踏实地做好带头人，而不是有点成绩就想要升迁，那样的话，只为了仕途着想，即使做得再好，也超不过华西。
吴仁宝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他虽未获得更高职位，但却让华西村受益无穷。
1997年，邻村的杨永昌在华西村投资50万元，建立了金属软管厂。吴仁宝经常往厂里跑，了解情况，提提发展建议，希望他“胆子大一些”“发展步子跨出去”。
杨永昌资金不够，吴仁宝当场拍板村里借给他1000万元，很快，杨永昌又开了一家塑料管厂，每年创造100多万元利润。
在吴仁宝的共同富裕理念影响下，杨永昌才发现自己开个厂子赚点钱养家糊口的想法是多么渺小，厂子办了几年后，他主动把厂子交给了村集体……
1998年，吴协恩力推华西村上市计划，但吴仁宝不同意，他怕有风险，后来村委会举手表决，吴仁宝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不过，村子上市计划并不顺利，后来，村民流传着“老书记直接给上边写信，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1999年，华西村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成为全国典型的好处当然很多，就好比是人的名树的影。
华西村的宝昌化纤厂以华西村的名义，突破烟草专卖的政策壁垒，申请到华西烟的品牌，此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
后来，华西村投入15亿元，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年产120万吨的“北钢”，得到了江苏、河北等地时任领导的帮助。
华西村的“特殊性”，也表现在方方面面。
六、
华西村的一个“动物园”，跑出来一只猴子，咬掉饲养员腿上一口肉后“畏罪潜逃”，华西村直接通知江阴市公安局，将其击毙。
“因为华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连江阴市公安局都出动了。”
2001年，华西村最豪华的别墅，是吴协恩的。因为他领导的宝昌公司是村企业中盈利最高的，这是村里奖给他的：“他家的一个浴缸就要几万块钱。”
当然，吴仁宝也没惯着他，在他负责华西村宾馆时，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吴仁宝直接把他从总经理贬到厨房去洗碗。类似这样的故事，都成为吴仁宝树立威信的基石。
这期间，村里首次为村民提供13幢外型各异、价值在150万左右的豪华欧式别墅，随后又添40幢类似别墅，价值170-200多万。
这两次先入住的，大多数是村企业干部，尤其新分的40户，都偏向现任正年轻的有经济实力的村干部。
2003年，75岁的吴仁宝想让四儿子吴协恩继任村委书记，吴协恩这次反抗更加激烈：“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这年开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个人。但吴仁宝仍然推荐了他，并多说了几句：
“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最终，吴协恩全票当选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 。
有研究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领导班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二十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2007年底，吴仁宝发现这一年物价涨了很多，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次年年初，他召集村领导班子和企业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后，吴仁宝要求企业立即削减库存，停购原料，这年经济危机爆发，华西村企业安稳度过。
在村民眼中，吴仁宝已经是略带神话色彩的人了：老书记不在家，村里就出事；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我们外出办事，一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
2010年，随着华西村几年的发展，和周边行政村置换土地，华西村已经组成“大华西”，面积由原来0.96平方公里土地，增加到35平方公里，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
新并入的土地产生的大部分收益，归属华西村，而华西村的股份是老华西村村民的，大约有2000人。
这些人，在上世纪80年代，每人以2000元入股，他们是创业元老，天然的Mbo，天然享受分红。
这些元老一般都有2辆20万到30万的车子，有一幢3层600平米的第六代别墅，有新泳池、车库，精装修约200万元。
他们买车买房不用支付现金，由村里直接从股金中扣除。但新村民没有这样的待遇，也没有分红。村里每年给他们发300斤大米和几百块生活补助，逢年过节发一壶油。
老村民们的工资不高，只有两三千块钱，但重要的是年底奖金，但这笔奖金只发20%，80%则被强制入股。
华西村著名的“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造价25亿元，就包括由200个老华西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元建成的。
然而，在吴仁宝打造的“共同富裕”之下，却有人欢喜有人愁。
七、
2011年，华西村迎来好几件喜事，50周年村庆，斥资30亿建起高328米的龙希国际大酒店落成，酒店60层中摆放着村里的镇楼之宝——花费3亿人民币、约1吨黄金打造的大金牛……
不料，华西村合并的五村一位叫戴进兴的村民，拿出10万份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
小册子列举了华西村“非法侵占周边十三个村二万数千亩土地”“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等种种问题。
第二天，戴进兴就被当地有关部门行政拘留，但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华西村工作人员反复强调：“并村实行的是自愿政策，想要并进来的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
但这个说法，中心村以外的华西一至十三村多位村民并不认同，他们表示：“关于并村的合同和文件从未看见，更无从说签字。”
站在龙砂山上，能清楚看到在一排排红色屋顶的别墅之间，很不合时宜地点缀着几处黑色瓦房，如一件新衣裳被打上了刺眼的补丁。
“那些都是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老书记的政策是‘等待’，老书记说，要等掉一代人才能解决问题。”村党委工作人员如是说。
在华西一村和二村的别墅区，村民说，这样一套别墅的价格是52万。想搬进去，得拆掉自家房子，可以抵掉七八万，然后拿出家中积蓄二三十万，还得再借十几二十万，别墅还没有装修……
因此，举债住新房的人很多，但也有买不起别墅的。华西村专门建了一片小区公寓楼，大华西村村民可以700-1500元/平的价格，买到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楼。
村民失去的田地以一年1500元/亩补偿，大华西村民还能获得每人每年300斤大米、两桶油的补偿。
村民称，1500元的土地补偿由华西村下发到各村村委，村委工作人员的收入从中支取之后，将剩余的分发给村民……
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这样日积月累下来，慢慢变成一颗巨雷。
八、
2012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524.5亿元、上缴国家税收8.59亿元、村民人均收入8.8万元，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尽显风流，独领风骚，华西村的神话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前往朝圣……
有些游客在参观华西村之后说：“我们那里山也好，水也好，就是缺个吴仁宝”。
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甚至表示：“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想要。”
2013年3月18日，吴仁宝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5岁。
在弥留之际，吴仁宝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说得最多的话，仍然是要求大家开会学习两会精神，研究全村工作和生产销售……
长期跟随吴仁宝工作的赵荷芬泣不成声地说：“华西村里就有高档的村民体检中心，村民都体检两三次了，发现了８个人的早期癌症，都救活了，可是他却没有体检一次！他都八十多了，还怕耽误半天的工作时间呀！早一年去检查一定有救呀！”
村民仍然忘不掉吴仁宝的艰苦朴素事迹：他等我们都住进别墅了，才最后一个从平房里搬出来。
在华西村口大牌子上，写着吴仁宝的名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在父亲的葬礼上，吴协恩被记者问道，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管理中胜过他吗？
吴协恩回答说：“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他说的不假，反正吴仁宝一代风流落幕后，华西村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在等待中，岁月呼啸而过，历史滚滚向前，华西村的神话突然倒下了。
失去了吴仁宝，华西村再也没有像样的顶级管理人才，其倚重的钢铁、纺织等产业近年来也不太景气，经济江河日下，新冠疫情又对其支柱旅游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在新旧问题的夹击下，华西村昔日荣光不再，屡屡传出巨额负债和即将破产爆雷的传闻。
华西村的神话，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模型，吴仁宝显然是神话的缔造者。然而，时过境迁，一转眼独领风骚几十年的神话就落幕了，令人不胜唏嘘。
盛衰之道，皆系于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神话不过是浪花一朵，英雄一时易，英雄一世难。更何况，再大的英雄一旦走上神坛，成为一尊供人顶礼膜拜的雕像，就注定了坍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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