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前些年去江苏旅游，路过江阴时特意绕道去了趟华西村。站在那个号称“黄金酒店”的塔楼下，导游指着远处连片的红顶别墅说：“瞧见没？这儿每家存款都过百万呢！”同车的大爷大妈们啧啧称奇，我却盯着空荡荡的商场橱窗发愣——玻璃上蒙着层薄灰，几个店员凑在柜台后玩手机。这景象莫名让我想起老家的供销社，二十年前也是这样慢慢凋零的。
华西村的故事该从1961年说起。村里老人闲聊时提过，那年头全村就指着八百亩旱涝不保收的薄田。新上任的支书吴仁宝带着大伙儿扒沟修渠，硬是把七零八落的田块整成棋盘格。我二叔当年在苏南插队，回来说他们村学华西搞土地平整，结果把青蛙都吓跑了——当然这是玩笑话，但增产倒是实打实的。粮仓满仓后，村里破天荒办起五金厂，据说第一个月就给学校换了新桌椅。
八十年代路过华西的人常被吓一跳。田埂上走着穿西装打领带的农民，别墅区里停着桑塔纳，我家九十年代的黑白电视机上，总见吴仁宝操着浓重乡音讲致富经。最绝的是他们搞的“股份合作制”，村民既是员工又是股东，年底揣着分红买金项链的场面，活脱脱现实版“金光大道”。有次在火车上遇见个华西老师，他掰着指头算：“厂里焊工领工资，村集体发福利，自家楼房还能开民宿，三本存折往银行一递，柜员都多给两颗水果糖。”
转折点在2003年悄然而至。老书记退居二线，儿子吴协恩接了班。起初大家觉得虎父无犬子，谁知新舵手一转方向就往深水区冲。钢铁厂高炉还没凉透，转头又扎进房地产的泥潭。我在无锡跑建材业务那阵，听说某个楼盘夜里施工被叫停，吊车臂上月牙旗还绣着华西的拼音缩写。更悬的是搞金融，放贷放到内蒙古煤矿，钱收不回就押回来几车皮煤，堆在村广场像座黑山。
村里老人偷偷跟我抱怨：“现在开会都在小吴家客厅，表决时他们家人占半边沙发。”这话或许夸张，但家族企业的通病确实显现了。财务室的侄媳妇搞不清借贷记账法，管仓库的外甥把不锈钢当废铁卖。有年春节庙会，卖糖画的师傅嘀咕：“早先厂里缺螺丝都连夜开车去上海买，现在机器坏了仨月没人修——管事的都在苏杭炒楼呢。”
2013年老书记去世时，送葬队伍排出三里地。披麻戴孝的人群里，有人攥着泛黄的股权证发呆。转过年来，要求退股的村民在村委会排起长队，窗口贴的告示换成了“周转困难暂缓分红”。镇上超市老板跟我唠嗑：“华西人来买酱油都赊账了，你说怪不怪？前年还开奔驰来搬整箱茅台呢。”
去年深秋再访华西，旅游大巴只剩零星几辆。黄金酒店旋转餐厅停摆了，观景台望远镜投币口结着蛛网。村委会贴着公告：华西集团80%股权被1元收购。几个晒太阳的老人摆摆手：“莫提了莫提了，就当做了场大梦。”寒风吹过空置的纺织车间，铁门咣当响得像在敲警钟。
华西的沉浮总让我想起老家乡镇企业。当年红火的农机厂如今改成了快递仓库，厂长儿子赌钱败光家产的故事几乎雷同。或许集体经济的船遇上风浪时，真不能光靠某家人掌舵？有次和镇干部喝酒，他红着眼圈拍桌子：“我们要早搞职业经理人制度…唉！”后半句被花生米噎了回去。
不过话说回来，华西留下的也不全是教训。邻村借鉴他们的入股模式搞生态农场，去年大闸蟹丰收时，村民举着绑红绸的蟹钳拍抖音。还有个村把废弃厂房改成文创园，大学生直播卖竹编灯罩，订单接到手软。可见老树根上还能发新芽，关键得找对嫁接的枝条。
夕阳把龙希国际大楼的影子拉得老长，保安亭里飘出锡剧唱段：“新造轮船新开河…” 我突然想起五金厂第一任厂长的话，那老爷子前年走了，他总说：“造机器就像种水稻，得盯着土质选种子。”这话现在琢磨，倒比黄金铸的牛像更耐人寻味。远处传来广场舞音乐，一群大妈在“天下第一村”石碑前跳得正欢，她们脚下的水泥地裂缝里，钻出几簇鲜绿的狗尾巴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