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把大邱庄发展成为“全国首富村”，禹作敏是有功劳的。
事业初创阶段的禹作敏，喝河水，吃煎饼，铺把麦秸一倒就呼噜。成名之后的禹作敏，一早一晚冰糖燕窝糊粥，没保健医生按摩，不能入睡……
你只要翻开全国或天津市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名单，几乎都少不了大邱庄和禹作敏。
自1979年禹作敏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起，他获得的主要荣誉就有“中国十名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
直至他被抓的前三个月，他还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可以这样说，自从新中国的太阳普照神州大地至今，报刊杂志上宣传一个村及其带头人的文章之多，除了大寨和陈永贵之外，就是大邱庄和禹作敏。
在十几年的改革历程中，人们不仅熟读了关于他和大邱庄的报道，也熟悉了电视荧屏上他那瘦骨如柴的形象，带点滑稽味的手势，过分自信的谈吐！
他虽没有陈永贵那样地位显赫，但也风光荣耀！
作为社会名流，禹作敏出任了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都是记者竞相追逐采访的热点人物！
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永远不是绝对的，其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有的人在荣誉和幸运面前，鼓足了人生前进的风帆，有的人则失足落马，跌进了深渊……
禹作敏就属于后者。
我们且看他功成名就之后有多膨胀，膨胀之下的他又有多么的无法无天！
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家庭告别了茅草屋、土坯房，搬进了由集体统一建设的砖瓦房，群众含着热泪请禹作敏也搬，他一直到最后才搬进砖瓦房。
1983年底，群众给禹作敏评议年工资，最高为50万，最低为5万，综合评定数为18万，他只要9500元，其余的献给了大邱庄的村镇建设。
可以说，在创业初期，禹作敏不乏像吴仁宝、史来贺这些中国农村先进带头人的优秀品德，不然，他也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就使大邱庄“翻了个个”，完成了历史性的巨变。
进入90年代之后，在荣誉和鲜花的包围中，禹作敏渐渐躺在荣誉和功劳的安乐椅上悠然自得了。他那双侍弄了大半辈子盐碱地、结满老茧的双手，渐渐变软了，变矫贵了。他生活得比西方的大亨还大亨，比西方的阔佬还阔佬。
他最喜欢喝的棒渣粥，最喜欢吃的饽饽熬小鱼早被每天一早一晚的冰糖燕窝粥代替。
铺把麦秸，一倒就“呼噜”的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保健医生按摩，不能入睡。
床单上有根跳线，硌得他不能入睡，再新的被单也都换掉的人……
禹作敏一天比一天富有，一天比一天穷奢极欲。
他先后几次搬家，住宅一次比一次豪华。
在禹作敏居住地被称为大邱庄“中南海”的宅院里，大门前有供值班人员居住的平房建筑，一天24小时都有牵着狼狗的保卫人员值班，人员进出都要填写会客单，打电话预约，主人同意接见，方可放行。
那正规劲，不亚于军队的司令部。
禹作敏喜欢摆阔露富，当54个国家的驻华大使来大邱庄访问时，他派出100多辆高级轿车，浩浩荡荡前去迎接，其中“奔驰”就有16辆。
禹作敏得意地说，只要是重要的来宾，一进入大邱庄地界，就换乘我们的车。
驻华使者见到这阵势，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这哪里是在中国农村，这是只有在国家级迎宾场合才能见到的规格啊！”
禹作敏听后微微一笑：“这是为中国农民露露脸！”
在驻华大使们参观完大邱庄，再次为大邱庄的富裕而感到惊奇时，已飘飘然的禹作敏口吐狂言：“大邱庄要招聘100名最漂亮的外国姑娘，和大邱庄100名最聪明的青年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样，大邱庄就有了100名外国亲家，也就有了100多家合资企业。”
驻华大使们听翻译译完这段话后，再也没笑出声来！
禹作敏的腿也不是在茫茫团泊洼转悠、蹬“破洋驴”上北京的那双腿了，金贵得连路也不能走了。
他的别墅楼与他的办公楼中间只隔了一条不到40米宽的马路，可他从来都是车来车往。
他的车也是换了一辆又一辆，一辆奔驰560坐了没多长时间，就换成了奔驰600。
一位记者曾问禹作敏：“你坐这样豪华的轿车，别人会怎么看？”
“你问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不懂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坐卡迪拉克、奔驰汽车本身就是一种投资环境。大邱庄已经和美、日等国建立了30多家合资企业。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骑着毛驴、腰里揣根旱烟袋，头上包块白羊肚毛巾，一副穷酸的老农形象，外商还敢跟大邱庄合作吗？”
一位在职的官员曾气愤地质问禹作敏：“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你敢坐？”
“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我跟有级的比。”禹作敏轻松地回答。
大邱庄的一些人痛心疾首地说：“没想到禹作敏蜕变得这样迅速，这样惊人，他除了那一脸苦相没变化，其他的都变了！”
此时的大邱庄已经成为了禹作敏的“独立王国”，他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最终酿出了血案。
1990年4月11日，上午9时，大邱庄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
一群红了眼、发了疯的男人，手持皮带、带铁头的胶管拼命地殴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呼天唤地，苦苦哀求，跪下求饶。
200多名围观者中，也有人试图阻拦。
这时却有人高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我抵命！”
直到老人奄奄一息，凶手才扬长而去。
老人被送进大邱庄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肋骨断了8根，肾组织出血，肝脏破裂，胸膛、腹腔积血达600毫升，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这起血案是怎么发生的呢？
4月9日，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得知他的女儿被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后，气愤填膺，纠集禹家数人，窜到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内，把关押在那里的刘金会暴打了一顿。
禹作相还不解气，又要求禹作敏为他做主，“教训教训”教子无方的刘玉田。
对这起禹刘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禹作敏如果能有创业起步时的胸怀，就凭他这时的威信，一句话也许就能化解。
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禹作敏，已不是昨日的那个禹作敏了，他不仅不执行以前制定的谁家族的矛盾谁解决的原则，反而努努嘴，冷森森地说：“大邱庄的江山是我禹作敏领着打下来的，是我禹家的天下，他刘家敢往我禹家眼里揉沙子，那不翻了天啦！把他弄到大街上，碎一碎，寒碜寒碜他！”
这一“寒碜”，就把刘玉田寒碜死了。
在此之前，副书记张玉银曾发表意见，劝禹作敏说：“事情不难解决，不必闹大，闹大了难收场。”
事后不久，张玉银即被禹作敏解除了所有职务，并被赶出了人才楼。
惨案发生时，禹作敏不在现场，但在刘玉田被打死的当天下午，禹作敏即召开了全体职工现场大会。
他讲：“刘玉田应该早死，他死得太晚了，死有余辜。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
从刘玉田被打死至尸体火化的6天时间内，禹作敏派人对医院实行戒严，不准死者家属向遗体告别。
4月12日、13日，大邱庄出现几千人的游行队伍，一路高喊：“打倒刘玉田，刘玉田死有余辜！”
14日下午，禹作敏又召开了所谓“罪犯投案自首大会”，凶手在台上喝着茶水，而被害人的家属则被人押着站在台下，低头弯腰，受尽折磨。禹作敏说：“今天公安局长都来了，他们7人投案自首了，会开完就坐牢去。”
散会后，“罪犯”各自回家，谁也没有被拘捕。
5月25日，天津及静海县公安局派员到大邱庄捉拿凶手，不仅被人顶着不让抓，还被留在大邱庄住了一夜。
26日，禹作敏派本村汽车将凶犯送到公安局。
1991年6月18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的堂弟、侄子共7名罪犯分别判处了无期徒刑和9年以上徒刑。
骄横一时的禹作敏认为司法机关栽了他的“面子”，是有意治他禹家的，便肆无忌惮地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
1991年8月5日、26日，禹作敏狂妄到胆敢动用中共大邱庄支委会的名义，向社会广为散发了《致各位领导、执法机关及有关同志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致各级党政机关、执法机关、新闻界、理论界、文艺界、企业界的同志和朋友们》两份材料。
材料称：我们对天津市公安局和中、高级法院对禹作相等7人从逮捕到判决有意见。捕的不正常，判的没根据。
此时，在禹作敏看来，好像改革好，经济发展快，就可以打死人不偿命似的。
可见禹作敏昏头昏脑到何等地步！
由此，拉开了禹作敏和司法机关对抗的序幕。
由此，禹作敏也领到了走向监狱之门的通行证！
1992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国家安全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队到大邱庄搞社会调查。
大邱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正在学市场经济学课程，详细询问了商品的来源、价格、利润率等问题。
商店女经理见这些人只问不买，不耐烦了，态度由和善转为恶劣。
双方发生争执。
女经理红颜勃怒，叫来了大邱庄的保安人员。
保安人员不分青红皂白，把学员押起来，并拳脚相加。
学员们出示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
可保安人员有恃无恐，怒吼道：“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公安人员！”
打够了，骂够了，下午4点多钟，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被带到一个小会议室。
禹作敏口叼香烟，在一群人簇拥下出场了。
他不由分说，蛮横地一再强迫程钢他们承认是来“耍流氓的”，遭到拒绝后，禹作敏便拉长脸威胁道：“你现在不承认，我走了就不好办了。”
说完，转身离去。
禹作敏走后，打手们心领神会，一哄而上，一巴掌打得张新泽穿孔流血，几个泼妇也不甘落后地冲上来，又掀耳朵，又往脸上碎口水。
过了一会儿，禹作敏倒剪着手回来了。
他怒斥程钢、张新泽道：“还不承认，你们把柜台玻璃都打碎了！”
程钢说：“我们在商店，没打碎玻璃，也没损坏商品，那地上的血是被你们的人打伤的学生流的。”
“你这个流氓头子还嘴硬，纯粹是带人捣乱来了！”禹作敏气嘛啉地说。
实际上，禹作敏心里清楚，如果仅凭争吵几句，就把国家司法人员打成这样，难以收场，对外界也无法交待，于是就指使人伪造了现场。
禹作敏在派人带程钢去看了由大邱庄保安人员伪造的碎玻璃遍地、商品狼藉的现场后，对程钢说：“怎么样，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嘴硬吗？你不能一走了之，好像大邱庄冤枉委屈了你们。口说无凭，你写个悔过书，表示道歉，承认酗酒后，侮辱了妇女，打伤了3名保安人员，砸坏了一块玻璃。”
程钢不写，又遭毒打。
就这样，北京国家安全局干部学校的27名教师、学员在大邱庄被非法拘禁7个小时，21人遭殴打，回北京后，5人因伤住院。
禹作敏对司法机关“不给面子”的对抗与报复，由“书面言论”升级到“拳打脚踢”。
这种对抗与报复还在升级，还在发展……
禹作敏这次“整顿思想，清理经济”运动，动用了录音、录像设备，刑讯逼供，想把这些案子办成“铁案”。
谁知却给公安机关确定他的罪行留下了确凿的证据。
“危福合，你说你在负责养殖场的基建时，贪污了多少？你要识相点，早承认，比晚承认好！”.
1992年12月13日下午，大邱庄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危福合叫到公司三楼，就劈头盖脸地讯问道。
“我没贪污！”
“看来，你是要走田宜正的路，不打不招了！”刘云章怒斥道。
在此之前，禹作敏曾主持了对61岁的大邱庄氧气厂厂长田宜正的审讯。
在审讯室里，禹作敏刚一落座，他的秘书便把点上火的“555”牌烟递了过来，送到禹作敏已叉开的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
禹作敏颤巍巍地夹住烟，像西方人吸雪茄似的叼在了嘴上，猛抽一口，喷出大团烟雾说：
“田宜正，你有经济和作风问题，休想抵赖，必须承认！”
“我没有！”
气急败坏的禹作敏“啪”地一声，就甩过去一记响亮的耳光，十几名打手蜂拥而上，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对打人凶狠者，禹作敏当众奖赏，多者8500元，少者也5000元。
危福合知道禹作敏审田宜正的事，可他比田宜正硬，遂回答道：
“田宜正是田宜正，危福合是危福合，我没贪污，你们叫我怎么招！”
“你觉着你练过武功，会两招，身子比别人硬，是不？大邱庄就是不怕硬的！”
刘云章话音未落，打手们的拳脚雨点般地落在了危福合身上。
也不知禹作敏出于什么考虑，他进行的这次“整顿思想、清理经济”的整个“运动”，动用了录音、录像设备，边审，边进行了录音、录像。
他是想把这些案子都办成“铁案”呢？
还是想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上一笔”积累资料？
但不管他个人动机如何，这些都为司法机关把以他本人为首的“大邱庄两案”办成“铁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危福合，你到底招不招？”
“不招！”
打手们扒光了危福合的上衣，用电警棍戳，用三角带拧成的皮鞭子抽。
18个打手进进出出，这一拨人打累了，便去休息室吸烟、喝茶、聊天，已休息够了的凶手们，再轮班上阵……
红了眼的打手们，边打边呵斥道：
“看是你的嘴硬，还是鞭子硬，你招不招？”
从下午2点多到4点多，危福合还能凭借自己平时练就的武功支撑。
这时，气力渐尽，口中不断发出了绝望的哀鸣和呻吟。
可失去了人性的人，比野兽还凶残。
他们把哀鸣和呻吟当音乐，把用皮鞭抽人当娱乐，一直轮番猛打了7个多小时，直打得危福合皮开肉锭，遍体鳞伤，鲜血淋淋。
到夜里10点多钟，才发现危福合已七窍出血，气若游丝，急忙送往大邱庄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达380多处，因外伤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大邱庄一边是腥风血雨，草菅人命；一边仍火树银花，歌舞升平。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拍手嬉戏，天真活泼地唱着他们的童谣：
天上有个红太阳，
地上有个大邱庄。
大邱庄有个禹爷爷，
禹爷爷创业真伟大，
我们永远热爱他。
真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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